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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约车领域，聚合模式曾一度被视为富有效率的制度创新。聚合平台将分散的小型网约车服务商汇聚于高频流量入口，理论上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平台流量增长遭遇瓶颈，压力就会传导至末端每一个驾驶员身上。为了维持收入，他们不得不挑战极限，透支身体。
然而，据《新民周刊》报道，近几年，随着市场渗透率的逐渐提升，这一模式逐渐暴露出平台管理不到位、压低运价、转卖订单、内卷式竞争等弊端，最终陷入一种“司机越跑越累，小平台越卷越亏，乘客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共输困局”。
形成这种“共输”局面，其实并不奇怪。
从运营逻辑上讲，网约车聚合模式实质上构建了一种高度精密的压力传导机制：处于顶端的聚合平台握有绝对的流量分配权，中间层是众多的中小网约车平台，底层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司机。
当平台流量增长遭遇瓶颈，或者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时，这种压力传导效应便会急剧放大，最终传导至末端每一个驾驶员身上。
有调研显示，为了转嫁上游平台的抽佣压力，不少中小平台为了留住司机同时尽可能保障利润，纷纷设置了名目繁多的“保底奖励”和“免佣卡”。
但这些看似给司机的“福利”，其实可能是精心设计的一套“陷阱”。为了跑完最后一单保底，或者为了赚回买卡的成本，他们不得不挑战极限，透支身体，沦为被随意支配的廉价劳动力。
从行业生态看，聚合模式正让大量本应被市场规律淘汰的小平台进入一种寄生式生存的状态。
《新民周刊》的报道就显示，在成都等城市，上百家拥有牌照的小平台依附于聚合平台。这些平台由于缺乏自主流量入口和核心调度技术，品牌感知度低，技术上也依赖第三方SaaS服务。
这种双重依赖，导致其缺乏必要的溢价能力，唯一的竞争策略就是压低成本。于是便出现了在司机端“薅羊毛”的恶性循环：越亏损越剥削，越剥削服务越差，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坍塌。
这种局面的形成，说到底，根源在于主体责任边界的模糊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佘才高指出，聚合平台依托互联网技术与网约车平台合作提供信息服务，而部分网约车平台采取轻资产运营模式，为驾驶员提供车辆租赁服务的又是租赁公司。
佘才高代表表示，在传统监管框架下，这类平台和租赁公司既不属于传统出租车经营者，也不属于标准的网约车平台，导致地方监管在面对纠纷或安全事故时，往往陷入法律依据不足的尴尬境地。
于是，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全行业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小平台为了不被流量抛弃，必须接受上游平台的苛刻条件；司机为了维持生计，必须接受小平台的算法压榨。每一个个体都在基于自身做出最优解，但结果却是行业生态的持续恶化。
此前，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直指其对合作平台管理不到位、压低运价、应急处置不当等突出问题，要求其深刻反思，切实维护司机群体合法权益。
这次约谈，其核心意义就在于重新定义了聚合平台的法律属性与社会责任。约谈明确提出的“强化合作网约车平台监督管理”“依法落实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实际上是确立了聚合平台在整个交易链路中的总责任人地位。
这意味着，流量入口不再仅仅是收钱的柜台，更是服务和责任的总控台。既然乘客是通过聚合平台下的单，平台就必须对全流程负责，这将极大地倒逼平台加强对入驻小平台的资质审核与日常监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强网约车聚合平台治理，尤其要打击平台之上的“订单层层转卖”现象。在复杂的聚合生态中，一张订单可能经过数次转手抽成，最后到达司机手中时，运费已被剥落得所剩无几。
这种转包模式不仅侵害了司机的利益，更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对此，监管需要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强制平台简化交易层级，让价值回归服务本身。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聚合平台的发展史不应是一部司机的辛酸史。数字经济的价值在于创造增量，而非通过隐蔽的手段对劳动者进行剥削。
只有聚合平台、小平台和司法三方利益达到动态平衡，这一模式才能摆脱“盘剥”质疑，真正成为推动交通出行的正向力量。
所谓流量越大，责任越大，聚合平台作为一种模式创新，其商业模式绝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和行业健康度为代价。唯有讲责任，流量才能长流；唯有重公平，平台方能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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